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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惊人言论】沈志华反毛言论?

2018-4-24 15:2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 评论: 0

摘要: 下列内容均有网咯收集,原文如下:7月17日上午8点多,网友"女人犀利眼2"发表微博称:"清华大学副教授,在其微博力挺李天一时表示:陪酒女比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随即,针对网友质疑,这位 ...

下列内容均有网咯收集,原文如下:7月17日上午8点多,网友"女人犀利眼2"发表微博称:"清华大学副教授,在其微博力挺李天一时表示:陪酒女比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随即,针对网友质疑,这位副教授在校一周记者会上表示:网络是暴民的天堂,必要时,国家可以断网。"截至下午5点40分,该内容微博已被转发了5000余次。

【孙立平惊人言论】沈志华反毛言论?

网闻寻真,7月16日下午1点,微博实名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的微博发文称:"替李天一的辩护律师说几句:无罪辩护是他的权利,引述海淀检察官的说法:让人做无罪辩护天塌不下来。

【孙立平惊人言论】沈志华反毛言论?

未人受特殊保护,律师发声明要求大家遵守法律并无不当。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就可以,而是说陪酒女同意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即便是,陪酒女也比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当日下午2点09分,易延友又发微博修正自己的说法:"关于最后一句,修正如下:良家妇女比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孙立平惊人言论】沈志华反毛言论?

该系列微博被总结为"清华大学教授认为陪酒女比良家妇女社会危害大"在网上疯狂传播,引起了大量网友质疑和学者们的激烈争论。7月16日下午3点37分,易延友再发表一条微博回应称:"看了一下评论,不堪入目。网络就是网络,不能奢望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

【孙立平惊人言论】沈志华反毛言论?

截至7月17日下午1点左右,易延友的该系列微博转发和评论均已接近10万。在新浪微博上,"易延友"成为微博最热门话题,相关微博达40多万条。7月17日下午,《法制日报》记者一直通过微博私信联系易延友,但均未获得回应。到下午两点左右,记者再次查看易延友的微博时发现,他的上述3条微博均已被删除。

除了删除微博外,易延友再未通过微博对此前言论进行过回应,其最后一条微博停留在7月14日。与此同时,另一条关于易延友的微博开始在网上受到广泛转发。这条由网友"女人犀利眼2"发布的微博称:"清华大学副教授,在其微博力挺李天一时表示:陪酒女比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热议,随即,针对网友质疑,这位副教授在校一周记者会上表示:网络是暴民的天堂,必要时,国家可以断网。"

截至下午5点40分,经记者初步统计,该内容微博已被转发了5000余次。《法制日报》记者查阅清华大学法学院网站信息证实,易延友的身份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下午5点,记者辗转获得易延友的手机,在拨打电话无人接听后,通过短信表达了采访意愿。易延友随后回复记者:"断网的话我没有说过,是谣言。其他暂不接受采访。"


核心提示: 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

【孙立平惊人言论】孙立平被封杀?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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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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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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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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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孙立平惊人言论】孙立平被封杀?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

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

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

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

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

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

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

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

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

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

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

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

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

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

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

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

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

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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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吧言论为什么被删除 为什么要限制言论自由:现代社会不再能够容忍的事情似乎恰恰是不能容忍其他看法。当然,言论自由往往等同于惹恼他人——挑战社会禁忌或价值观。这一点在最近表露无余:华盛顿和纽约的法院裁定,地铁管理部门不能预先阻止或推迟刊登如下引发争议的广告。广告词是这样写的:“在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战争中,无论何时都支持文明人。支持以列。打败圣战。”

虽然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罗斯玛丽·科利尔说,政府不能仅以这则广告可能引起一些地铁乘客不满就下禁令,但上述裁决导致人们呼吁对这类言论颁布新的限制措施。为此,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全体一致通过一项新规定,禁止发布该署认为有可能“刺激”他人或导致某些人“直接妨碍治安”的任何信息。

这类做法的重点不在言论权利上,而在言论可能引发的反应上——这是西方对言论自由看法的根本转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的一句话被很多人曲解。他说,言论自由并不是给你在一家坐满人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而事实上并没有着火)的权利。现在,这句话被用来打断某人发表的或许会激发少数人暴力倾向的讲话。全社会被视为一个坐满人的剧院,而谈论某些话题现在就类似于喊“着火了”。

四种言论正在受限制

新规定正在迫使人们达到可接受言论的最低标准,这些规定通常针对如下四种言论。

亵渎宗教信仰的言论

这是自由言论面临的最古老威胁,但它在21世纪有某种卷土重来之势。

一些西方国家有一些由来已久的反亵渎宗教法。

以爱尔兰为例,该国在2009年判定“出版或表达亵渎宗教言论”(且这种言论被认为“对一些宗教视若神明的事物极具攻击性或侮辱性”)的做法有罪。

西方政府似乎在传达如下信息,即言论自由权不会保护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YouTube网站上传反伊斯兰教影片的电影制片人纳库拉·贝兹利·纳库拉上个月因涉嫌违反缓刑规定而被加利福尼亚警方逮捕。

就连奥巴马内阁也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制定了限制某些反宗教言论的国际标准。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盛赞这一决议揭示了言论自由的“真正本质”,并且认识到了“言论自由有时被滥用”(用来羞辱宗教)。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考博士的论文导师,习近平十八大上位后,孙教授就被戏称为“国师”,但他和江泽民当年的“国师”汪道涵不同。孙立平是一介知识分子,没有依附于政治权力。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

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他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一如既往,极具震撼力。这个年会的出席者接近一千人,其中有很多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和在位高官,包括商务部长陈德铭、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前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等等。

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会上,孙立平毫不含糊地指出,各级政府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授权作恶,使得中国已经沦为“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他断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中共如果错过和历史切割的机会,国家必将在几年内出事。孙教授讲话时,台下一片静默,主席台上的重量级嘉宾神色凝重。《财经》杂志在网上发布年会论文时,不得不将孙立平发言的一些段落删除,但这篇讲话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海内外。

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中共的治国理念是怎样“与法治格格不入”?孙立平一针见血地点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孙立平虽然只列举了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两个例子。

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但生活在这个所谓“盛世中国”的人都有目共睹,政府的不法行为充斥著社会的每个角落,从截访、征地、强拆、迫害异见人士、恐吓记者、镇压维权行动、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这些有的涉及经济层面,有的涉及政治层面,有的涉及民间的日常生活,总之政府都用非常手段去做事,而且越做越顺手、越麻利,却与法治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众所周知,纵容官员和整个公务员体系贪腐,始于江泽民时代,用金钱、利益和物欲作为润滑剂,收买人心,保证国家机器安全运转。而胡锦涛时代,“维稳”就成了治国的第一要务,在他执政这10年里,武警编制大幅扩张,维稳预算不断攀升,使得九常委里排名最后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手握重兵和拥有最多资源,直到薄熙来案发,才发现尾大不掉,周永康才是最具危险的阴谋家。

而薄熙来政治图谋的腹稿,就是和周永康私相授受,准备“入常”后接过政法委书记的大印。是谁使得政法委成为香饽饽,成为举手投足就地动山摇的重头角色?一切都源于胡锦涛“维稳”至上的根本方针。而最讽刺的是,在胡“维稳”这10年,中共官场自上而下的贪腐更加泛滥更加骇人听闻!

孙立平教授在发言中又指出,各地内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罢工、暴动、示威的频率和规模越来越大,“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更关键的还是另一段话,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律健全不健全、有没有被执行,而是政府还能不能在法制轨道上运转的问题”。他这句话击中专制政府的要害,因为专制体系是一台排他性极强的机器,它不能容纳法治、不能容纳新闻自由,不存在社会公正。

它越是这样运转下去,就越形成不能扭转的历史惯性,除非发生总崩溃,它不会有任何改变。孙立平认为中共要转型、要处理历史问题,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他所说的切割,其实就是对这个体系癌肿瘤的切割。问题是,在这方面共产专制鲜有成功的例子,前苏联确曾尝试和历史切割,却引发了蝴蝶效应而轰然解体,前东欧集团实际上是总崩溃。

中共现在这种统治模式能维系多久,孙立平预测:“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到时切割机会已错过,当局唯一途径就是武力镇压。中共的悲剧在于,他们恐惧,任何切割手术都会引起癌细胞扩散,其无限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最后要靠武力镇压。这最符合这台专制机器的运转机制和惯性,而这正是中国和人民最大的不幸。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孙立平教授,男,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是习总清华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被称国师。他的著作与理论观点很多,与时俱进、切中时弊、发人深醒,震聋发馈,我总结后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概括性集中体现在全新诠解的新三观,即“稳定观、”“改革观、”“反腐观。”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一、教授国师的“稳定观”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2009年,他出版《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

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他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地方法。

孙立平认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

不仅是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截访、征地、强拆、迫害异见人士、恐吓记者、镇压维权行动、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与法治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他甚至认为“改革前,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现在又搞了20年的权力维稳。这些年形成的权力维稳模式必须得到清算。”因此,他力挺用法治约束维稳,用秩序思维替代维稳思维。”

    二、教授国师的“改革观”

    他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

”他认为, 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

    孙教授特别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

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所以他力挺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三、教授国师的“反腐观。”

    2005年,他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提出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的构想;出版《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提出利益博弈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和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

2012年11月29日,孙立平教授进一步在财经年会《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上如此表示“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不断做大,现在要维持现状,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现状,方便用权力时用权力,方便用市场时用市场。

” 他甚至认为“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他把利益博弈与利益集团的形成看作是腐败的始作蛹者,同时一针见血指出权力与市场即权与钱拆开是反腐的关键。因此,他力挺制度反腐与约权反腐。


由媒体介绍情况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考博士的论文导师,习近平十八大上位后,孙教授就被戏称为“国师”,但他和江泽民当年的“国师”汪道涵不同。孙立平是一介知识分子,没有依附于政治权力。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着称。他最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一如既往,极具震撼力。

赞赏中国当代的国师孙立平

也正因为如此,就特别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赞赏中国当代的国师孙立平

据报道,在这个“2013:预测和战略”的年会上,出席者近千人,有很多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和在位高官,包括商务部长陈德铭、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前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等等。

赞赏中国当代的国师孙立平

会上,孙立平毫不含糊地指出,各级政府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授权作恶,使得中国已经沦为“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他断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中共如果错过和历史切割的机会,国家必将在几年内出事。孙教授讲话时,台下一片静默,主席台上的重量级嘉宾神色凝重。《财经》杂志在网上发布年会论文时,不得不将孙立平发言的一些段落删除,但这篇讲话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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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治国理念是怎样“与法治格格不入”呢?孙立平一针见血地点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生活在这个所谓“盛世中国”的人都有目共睹,政府的不法行为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从截访、征地、强拆、迫害异见人士、恐吓记者、镇压维权行动、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这些有的涉及经济层面,有的涉及政治层面,有的涉及民间的日常生活,总之政府都用非常手段去做事,而且越做越顺手、越麻利,却与法治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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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纵容官员和整个公务员体系贪腐,始于江泽民时代,用金钱、利益和物欲作为润滑剂,收买人心,保证国家机器安全运转。而胡锦涛时代,“维稳”就成了治国的第一要务,胡执政10年,武警编制大幅扩张,维稳预算不断攀升,使得九常委里排名最后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手握重兵和拥有最多资源,直到薄熙来案发,才发现尾大不掉,周永康才是最具危险的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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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薄熙来政治图谋的腹稿,就是和周永康私相授受,准备“入常”后接过政法委书记的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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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使得政法委成为香饽饽,成为举手投足就地动山摇的重头角色?一切都源于无奈的胡锦涛“维稳”至上的根本方针。而最讽刺的是,在胡“维稳”这10年,中共官场自上而下的贪腐更加泛滥更加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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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教授在发言中又指出,各地内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罢工、暴动、示威的频率和规模越来越大,“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更关键的还是另一段话,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律健全不健全、有没有被执行,而是政府还能不能在法制轨道上运转的问题”。

他这句话击中专制政府的要害,因为专制体系是一台排他性极强的机器,它不能容纳法治、不能容纳新闻自由,不存在社会公正。它越是这样运转下去,就越形成不能扭转的历史惯性,除非发生总崩溃,它不会有任何改变。

孙立平认为中共要转型、要处理历史问题,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他所说的切割,其实就是对这个体系癌肿瘤的切割。问题是,在这方面共产专制鲜有成功的例子,前苏联确曾尝试和历史切割,却引发了蝴蝶效应而轰然解体,前东欧集团实际上是总崩溃。

中共现在这种统治模式能维系多久,孙立平预测:“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到时切割机会已错过,当局唯一途径就是武力镇压。中共的悲剧在于,他们恐惧,任何切割手术都会引起癌细胞扩散,其无限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最后要靠武力镇压。这最符合这台专制机器的运转机制和惯性,而这正是中国和人民最大的不幸。

孙立平说“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你准备好了预案吗?你的投资是着眼几年?那些裸官可是早早的准备好了!

【崩溃之兆】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前兆:“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曾国藩死后40年,清朝灰飞烟灭。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要避免中国在进入深水区改革中的流产,或者再走弯曲的道路就会失去机遇。看来“国师”的主张的确斗胆,但铭言直谏,不是没有道理。笔者想起前朝的国务总理的十年执政路,那“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表白,究竟能说明些什么呢?从医疗到教育,从金融到住房,从贫富差距拉大到分配极大不公……尽管表余心之所善,甚至发誓九死不悔,并不能让人民的龃龉停止,即使你曾经仰望星空,甚至在彼得堡高诵普希金的“自由颂”,但作秀到底,你要人民忘记,人民却并不会那么容易忘记……因为,这诸多与民生相关的一些遗留问题,都等待着新总理李克强大刀阔斧地斩断千丝万缕的荆棘藤条,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难以为继的……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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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公车改革难产的警示


当今社会应该说问题太多了,到了积重难返的边缘了。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全面造假,说假话、虚报数据、浮夸成绩,人民就会没有信仰,因为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对待人的成绩,尤其是老实人的,不公正的评价一个人,一切只靠关系,买官卖官,人们就不会脚踏实地,就会浮躁,一个浮躁的社会会有前途吗?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贫富差距过大,高管工资过高,工人贫民就会没有工作积极性,对待工作就会应付,不处理好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会下降。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开会太多太长,大话空话假话连篇;工作不切合实际、做表面文章、做无用功;饭店太多,公款吃喝严重,浪费惊人。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出了问题不及时纠正,举报、上访得不到回应,甚至遭到打击报复,人民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

穷苦百姓得不到救助,生活没有保障,人们就会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产生质疑。

腐败问题就不谈了,其根源就是买官卖官,权力太大。

说到底社会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要公平(不能靠拉关系走后门,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不能人说了算)、诚信(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减小贫富差距、保障最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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